关于如何将中国艺术推向世界，进入所谓的国际学术视野，一直是中国艺术界的一个热点话题。笔者曾在《中国文化报·美术文化周刊》(2014年7月20日)上读到王端廷的一篇题为《水墨热的冷思考》的文章，作者不仅指出“西方学者对中国水墨视而不见”“中国水墨艺术未能进入国际视野”的原因，还为中国水墨如何走向国际开出了“良方”，认为：“中国水墨不仅要有语言媒介上的创新，更有要精神内涵的突破。只有突破水墨宣纸的既定媒介，超越‘气韵生动’的传统境界，致力于普遍人性的深刻揭示，才能使水墨获得新的生命力……只有从形式上突破极限才能给古老的水墨艺术带来新生，只有从表达上触及普遍人性的深层空间才能让中国水墨走向世界。”
中国的水墨艺术从来没有进入欧洲人的学术视野吗?我们本身就已身处世界之中，为什么还要走向国际?中国水墨艺术与西方艺术的对话难有契合点，本质上是因为未脱离中国固有的哲学和审美观念?面对当前中国水墨艺术的种种问题，到底如何才能使其再次焕发光彩?是重塑中国精神还是走向所谓的国际?
其实，就20世纪的东西方艺术交流来看，在民国时期，西方人看中国的水墨艺术是非常感兴趣的。在上世纪30年代，曾长期生活于北京的捷克画家、收藏家齐蒂尔(Vojtech Chytil)就和当时的中国画家齐白石、陈半丁、萧谦中等人来往密切，仅在1928年至1936年间，齐蒂尔就往返于中国和欧洲时策划了20余场展览，齐白石的绘画也第一次被介绍到欧洲。而据捷克布拉格国立美术馆研究员贝米沙(Michaela Pejcochova)撰文，齐白石的绘画不仅被介绍到欧洲，而且在欧洲“逐渐激发了观众和收藏家对其作品愈发浓厚的兴趣”。英国艺术史家苏立文系统地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的现代美术，毕加索对齐白石的推崇，以及毕加索和张大千的对话等都是艺坛熟知的掌故。
当前，中国古代书画的流通日趋减少，而当代水墨创作似乎大行其道，西方便开始有选择地收藏此类作品。一些国外博物馆先后举办了“现代中国水墨画”“水墨艺术在当代中国”等展览。但这些展览并没有引起西方学界像对待传统艺术那样足够的重视，对当代水墨的收藏也显得非常谨慎，往往只是私人洽谈而非设立专场。显然，西方人的态度并不是非常热情，这种状况就是部分中国艺术家和批评家所认为的中国水墨艺术未能进入所谓的国际视野。
在我看来，中国的当代水墨艺术正是由于缺乏中国传统艺术特有的人文性、精英性的艺术精神而没能进入西方的艺术视野。水墨艺术策展人、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艺术史教授沈揆一坦言：“对于当代水墨，美国的美术馆主要收藏与中国古代文人画联系紧密，又有当代审美趣味的水墨作品。”在中国的传统艺术体系中，以水墨作为独特的表现形式并承载特定的艺术精神是在唐代形成的，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天。尽管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国水墨艺术有着历史阶段、地域流派及不同画家之间的差异，但其一直在“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王微《叙画》)，“以一点墨摄山河大地”(李日华《竹懒画媵》),表现着物与我的融通，心与景的交汇，把中国的审美哲学和人文精神寄托于其中。这一点是包括当代水墨在内的，受西方现当代艺术深刻影响的中国当代艺术是远远难以比拟的。
关于中国水墨艺术是否应该以走向国际的形式改良，甚至革新、革命，说到底其实还是一种对中国人文精神和文化立场的态度问题。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在民族虚无主义影响下，一系列以文化为借口的运动陆续对中国文化的核心部分进行着摧残和损害，以致多有论者哀叹中国文化精神的脉络已断。中国水墨艺术的最后底线难道还要在所谓的“国际”呼声中彻底消失和消解吗?扪心自问，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尤其是深受西方现当代艺术影响以来，相比之下，所谓中国当代水墨艺术的品格到底是提高了呢还是减弱了呢?中国水墨艺术的人文精神到底是凸显了还是日趋沦丧了呢?
从“五四”运动到抗战初期，相当的中国画家面对传统精英艺术的衰微，努力探索中国艺术的出路，出现了对传统艺术大胆改革进而推陈出新的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傅抱石等20世纪最优秀的中国艺术家，他们的艺术成为近现代中国艺术的典范，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坚定的中国文化立场和对中国艺术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追求。他们从文化的高度探索艺术的具体问题，既不亦步亦趋地简单模仿，也不盲目地对传统艺术全盘否定，更没有提出惊世骇俗的要求中国艺术超越“气韵生动”的传统境界、“致力于普遍人性的深刻揭示”的理论观点，而是以对中国艺术精神的深刻理解和特有的智慧开创了艺术的新境界。即便是主动研究西方艺术的徐悲鸿、林风眠等人也体现了中国艺术家的思考，与当代水墨画家相比，他们也没有丢弃文化自信心和对中国艺术精神的理解和把握。不管是“改良”还是“融合”，20世纪很多艺术家对中国水墨绘画的探索并没有突破中国艺术的形式底线。
自“85新潮”以来，为数不少的所谓当代水墨不断挑战着中国水墨艺术的“极限”，杂耍东方文化符号有之，以水墨进行抽象表现也有之，表现人性欲望的有之，以宣纸、墨汁肆意涂抹进行行为表演的也有之，可谓五花八门，花样百出。但不论怎样，明眼人一看便知，在当代水墨的诸多表现形式中，总是离不开西方现当代艺术这根指挥棒，倒正如《水墨热的冷思考》一文中所说的那样，“在当代水墨艺术创作领域已经出现了包括装置、影响和行为等各种各样的观念艺术样式。”这些花样貌似丰富了水墨艺术的形式，但笔者认为，类似的对中国水墨艺术形式极限的挑战实则是在国际潮流侵蚀下，以“形式”消解“精神”的“艺术癌变”。历数当代水墨艺术的种种表现，其华丽而张狂的外表下所采用的手段其实极其简单，就是将中国的墨汁用西方现当代艺术的做法画(当然也有洒、泼等手段)在宣纸或其他材质上，很多作品毫无美感可言，在本质上是没有开创性的。
关于艺术“从表达上触及普遍人性的深层空间”及相类似的论调，其实也是伴随西方现当代艺术发展而来的。上世纪以来，西方现当代艺术大量表现了人性中丑恶、自私、残忍等阴暗的一面，由此在艺术中讨论人性也成了一种时髦的论调。如果我们对西方现当代艺术史稍有了解，就会发现其所谓的触及“人性”的艺术通常都在不同程度地表现残忍、血腥、暴力、色情。在荣格、弗洛伊德等人的哲学思想的影响下，艺术的发展有了更多的素材和理论基础，逐步地演化成为以艺术的名义进行的肆意宣泄。这也许是在表现一种真实，但艺术终极目的仅仅就是展现真实吗?这样的艺术到底有多大的意义呢?
中国水墨艺术自产生以来，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体现着中国人自己对生命和人生的体悟和关切。如果我们再将目光移向20世纪之前的漫长历史中，那将是一番更为久远的景象。可以肯定，如果中国的水墨艺术放弃了“气韵生动”的品格标准，放弃了“天人合一”的精神旨归，脱离了中国的人文艺术精神和审美观念，转而以“触及普遍人性的深层空间”为借口进行走向国际的尝试，势必会使得中国水墨艺术的完全消解，到那时也就无所谓水墨画、油画等画种之分，完全成了一种“世界绘画”。这样的结果不让我们感到悲叹吗?
当水墨沦为一种工具时，必将是水墨艺术的悲哀。在中国日益强盛的今天，我们理应看淡所谓“走向国际”的呼声，让水墨艺术回归中国的文化和精神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