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9日，河南新野的四名耍猴艺人携带自家繁殖饲养的6只猕猴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街头表演猴戏时，被当地森林公安抓获并刑拘。在查清四人所带的6只猴都有合法饲养证的情况下，以没有“野生动物运输证”为由向黑龙江省东京城林区检察院提请批捕。8月13日，检方认为罪情较轻，不予批捕。随即，4人被警方主动取保候审。不过，东京城林区基层法院发出的刑事判决书显示，9月4日，经该院审查，决定逮捕4人并羁押。同日，检方提起公诉。9月23日，东京城林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4人犯非法运输珍贵野生动物罪，但均免于刑罚。
10月8日，当事艺人的代理律师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快递了申诉材料，要求尽快纠正该“冤假错案”。
像一出戏，他们曾经历了走南闯北的辉煌现在却迎来暗淡的时光、逐渐式微的现实
阅读提示|4名河南猴戏艺人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被判有罪一事，连日来持续发酵。在媒体的密集关注报道下，原本一直默默无闻的猴戏艺术声名鹊起。这种古老的民间艺术，传承与发展究竟出了哪些问题?流浪求生的猴戏艺人们，生存状态到底怎样?10月14日，大河报记者赶赴河南省新野县樊集、施庵、沙堰等“猴乡”农家，揭秘这种古老技艺的传承现状及其艺人们的生活状态。
猴戏艺人之现实
总数剩数百人被命名的传人仅1人
“到处受打击，俺们是不是撵不上形势了?”10月14日下午2时，在新野县樊集乡鲍湾村2组，说起4名老乡在黑龙江被判刑一事，62岁的猴戏艺人张志中坐在凳子上抬高了头，一脸困惑。
这位耍了30多年猴戏的老人，到现在也不愿意接受猴戏式微的现实。
拿出之前跑江湖耍猴的老物件——一个大木箱，张志中捡出里边一大堆已经破烂不堪的孙悟空、猪八戒、杨六郎、包文正、关羽、张飞等猴子面具及帽子、服装等猴戏道具，不断擦拭。尽管浮灰抖落后十分呛鼻，他依然不躲不闪。
“这些都废了，没人用了，也没人会做了。”他说，也就是10多年前，周边樊集、施庵、沙堰等新野县“猴乡”乡镇，耍猴艺人扎堆，几乎家家户户耍猴，并以此为生，总从业人数足有上万人，然而现在，“附近还在耍猴的，也就几百人罢了”。
“真是变了!”张志中喃喃道。
在新野县猕猴艺术养殖协会会长张俊然看来，更揪心的是，新野猴戏2008年1月被命名为南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9年5月被命名为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越来越大的重视，但至今获得命名的传承人只有赵增举1人。
昨日下午，赵增举说，他现在接受邀请长驻新乡关山景区表演猴戏，每月能有三四千元收入，加上老伴在景区做环卫工的收入，每年也可以收入四五万元，“相比以前大江南北跑江湖，现在好多了”。
“我还在坚持，但能够坚持到啥时候，真不知道。”他说。
猴戏艺人之过往
坎坷发展，但曾创造走南闯北的辉煌
在新野县猕猴艺术养殖协会的办公室里，张俊然在墙上最醒目的位置，用展板介绍了猴戏历史。
张俊然说，按照他们考证的资料，新野猴戏源于汉代，盛于唐代，兴于明清年间，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又遭到了打压，“整体来说，是发展坎坷，成就辉煌”。
据他讲，新野猴戏发端于汉武帝元狩三年。当时，新野城北一名叫鲍利长的武官在西安边陲镇守边关时，经常遇到猴子来军营抢食玩耍景象，于是开始逮猴饲养，并教会了猴子一些表演技艺，随后流传回新野老家，逐渐形成猴戏文化。
“除了历史，猴戏被发展壮大的另一个现实原因是，我们这里土地沙化，人多地少，一个人平均还分不到一亩地，完全依靠种田很难养家，不得不依靠祖先流传下来的技术。”张俊然说。
今年58岁的樊集乡鲍湾村民杨林贵，至今表演猴戏已经29年。
他说，为表演猴戏，养家糊口，20多年来，他和同村的几个老乡一直走南闯北，跑东跑西，最北端跑到过与俄罗斯接壤的满洲里、与朝鲜隔着鸭绿江的丹东，最南端跑过与缅甸接壤的瑞丽、畹町，“世面肯定是见过了。”
按照他的说法，上世纪80年代，外地的一些老乡连填饱肚子都成难题，但依靠跑江湖耍猴表演，新野的很多老乡基本做到了衣食无忧。“可以说，到现在，全国各地耍猴表演的，10个中至少有9个都是我们新野人。”杨林贵说。
为了感谢猕猴给老乡们带来的恩德，新野县的猴戏艺人们还集资在樊集乡修建了猴王庙，供奉香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