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诞生，就有毁灭;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任何存在之物都配得上灭亡。多伦多学派的麦克卢汉惯用新媒介的诞生来宣告旧时代的寿终正寝。在他看来，以汽车与火车为标志的现代社会宣告了马车拉动的古典社会的分崩离析，而飞机的引擎则升起了当代社会。毫无疑问，1903年莱特兄弟的首飞成功具有跨时代的意义，它一举让人类飞跃进入了当代性的感官经验。同时，任何高速状态都饱含着危机四伏的可能性。自飞机诞生以来，一份冗长的空难名单伴随着同样冗长的人类飞行总里程数，摆在选择性盲视的世人面前。无独有偶，高速发展的经济也好，社会也罢，同样无不如此。
同时，这是一个被媒介化的世界。在高速发展的社会里，只有新闻，没有事件——就好比马航失联，还未来得及详尽谈论，它就已经不再让我们有谈论的兴趣了。中国当代艺术圈也难逃如此的命运，几乎每周都有新展开幕，借由媒体的报道，事件被新闻稀释，渐渐退隐，变得不再重要，而新闻因其短暂的热度也未必显得重要。
要迅速地把事件变成新闻，就要无视时间的绵延与空间的广阔，最好的解决之道就是极尽能事地使用飞机。中国当代艺术圈，不论是艺术家、策展人、藏家、画廊主还是艺术媒体从业者，无不是深谙此道之人。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当代艺术圈就是一群飞行动物的大集合。恐怕除了空中乘务人员外，很难见识到如此热衷于飞行的人了。近来，他们从纽约军械库，飞抵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的“CCAA中国当代艺术奖”，又转身飞去香港巴塞尔博览会。可是，在不同的场合里，出现的始终还是近乎相同的人。
这种生存状态颇有些类似于戴维•洛奇的小说《小世界》，它悉心勾勒着一群乐于充当“空中飞人”的文科教授，仿佛他们存在的意义只是不停地在空中盘旋，而不是抵达目的地后取得什么学术成果。中国当代艺术圈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众人努力地刷新飞行记录，以此证明自己在整条当代艺术产业链里的存在感。在此背后，潜伏着保罗•维利里奥提出的隐忧。这位发明了“速度学”(doromology)的理论家同样把飞机视为当代的标志。他认为当代艺术对技术的过分依赖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但也因此丧失了对艺术自身的反思与批判，艺术的生产动能也会变得岌岌可危。但是，维利里奥的反思并没能把当代艺术阻挡在机场的安检通道之外。但凡在艺术市场上能赚回飞机票的人都在飞着，中国当代艺术圈的繁荣书写着飞行动物的生存法则——飞行的过程成为了飞行的目的。然而，空中的艺术家们如何在地面上着陆，实现艺术的在地性?这个艰涩的问题却湮没在繁荣的奔波之中，尚未得到及时的解答。又或许，它本就无须解答，因为不论怎样，中国当代艺术的蓬勃发展看上去都像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很大的飞行棋。
